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格和敢于创新的巨大理论勇气。

针对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所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选举制度机制存在的明显漏洞和缺陷，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按照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完善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内容，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听取和审议法工委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并于2019年首次向常委会报告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进行备案审查的情况，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取得了良好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实践。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注重加强合宪性问题审查研究，妥善处理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民族地区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强制亲子鉴定等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宪法权威尊严。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采取务实管用方式方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适应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举措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2021年6月，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定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就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动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健全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把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积极稳妥推动人权保障相关领域重要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是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必要性审查是在多个不同对待中进行选择，而均衡性审查是对已经通过必要性审查的不同对待方式再进行最后的评估，评估其与不同之间的关系，即不同对待的幅度必须与不同的幅度相匹配：不同越大，不同对待越大。

否则不仅会模糊人民和敌人的原则界限，在政治上也有损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有损于民族和人民的团结。但是国家限制自由权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因此，如果在平等权上适用比较宽松的审查基准的话，反而会不利于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保障。由于我国传统的分析宪法上平等权的思路--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存在标准不确定以及只解决差别、不解决对待的问题，故本文在梳理借鉴德国平等权案件分析思路的基础上，提出将比例原则作为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的判断标准的观点。当然，有人可能提出质疑，如果说不同对待给一方带来了比另一方更为不利的后果，那么要将损害降到最小就只能是跟对方相同对待。

过去对比例原则能否适用于宪法平等权分析，最大的争议其实是在必要性上。[53]那么，在这些新的立法事实下，还能否认为女性退休年龄早是对女性身体健康的特殊保护？这种目的正当性的情势变更与合宪性的情势变更类似，[54]反映了事实性对规范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规范自身违反平等，那么就谈不上规范实施的平等，因为实施该规范也必然违反平等。该条中的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理解为，在考量公民是否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不允许进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区分。所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比例原则适用于平等权案件必须要进行不同于自由权限制案件的改造。同时只能通过血液、病源性、性激素和母婴之间传播，一般的接触，例如，会谈、握手、同事间共事、办公甚至用餐，感染乙肝病毒而成为乙肝患者的机会并不多。

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很多同志提出1954年宪法的表述，不仅包括了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同时也包括了立法上的平等，这显然是有悖于立法原意。（二）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 在引入比例原则的初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未完全放弃恣意禁止的旧公式，而是区分了对人的不同对待（如区分已婚和离婚、区分工人和职员、按照国籍来区分等）和对事的不同对待（如法院针对不同的诉讼收取不同的诉讼费）。另一方面，平等权案件中不仅仅有目的—手段关系（如不同对待能否达成不同对待的目的），也有手段—手段的关系，因为虽然相同对待没有程度的问题，但是不同对待存在程度的问题。反之，如果区分的目的正当并且区分能够实现区分的目的，也就意味着该差别是合理的。

[6]当然，从公民包括人民和敌人的角度来说，公民无法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是在人民内部仍然是需要在法律上平等的。比例原则主要用在审查对人的不同对待上，如果是对事的不同对待，则仍然用恣意禁止来审查。

那么，现行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何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著的《中国宪法精释》一书曾指出：现行宪法的规定是从五四宪法第85条演变而来。[38]但问题是，事背后仍然有人的身影，因此这种区分有时很难进行。

此时就要考虑不同的女性干部早退休给女性干部带来的权益损害的大小。而这两部分之间又存在一个递进关系，这也符合了比例原则的阶层性，即不同对待是否合理必须在差别合理的前提下才进行。尤其是加上本质上的修饰语之后，使得在相同和不同之间还存在第三种情形，即不显著的或者微不足道的相同或不同。比如在吴兵、王××诉海南省公安厅录用人民警察规定身体健康条件案中，法院没有进行说理就得出结论：人事部和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排除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内容并没有与宪法和法律等上位法相抵触。[66] 由此，可以将宪法上平等权的分析思路总结如图1所示。[57]参见王锴：《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未被大学录取事件--优惠性差别待遇措施与宪法上平等原则》，载胡锦光主编：《2009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1页。

恣意禁止的公式最早于1951年由时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雷柏赫兹提出。种族或者族裔背景固然可以作为给予申请者加分的因素之一，但不应该仅仅以申请者的种族或族裔身份为依据，将其入学许可申请独立出来，与其他申请者分轨处理。

[65]该判决中蕴含的标准是，在入学问题上，类似于少数族裔的先天差别并不如类似于学业表现的后天差别大，因此，对于先天差别的不同对待的幅度不能大于对于后天差别的不同对待的幅度。所以，不能因为限制了自由权就不允许区别对待，对自由权的限制只会影响选择哪一种程度的区别对待（必要性审查），而不影响能否进行区别对待。

[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4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立法区分的目的是否正当取决于其是否合宪，而平等权属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只能基于宪法规定的理由才能进行限制。[2]近年来，我国在备案审查中加大了对涉及平等权问题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披露的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审查，及针对有的地方性法规将具有本地户籍规定为在本地从事出租汽车司机职业的准入条件的审查，都涉及平等权问题。[50]然而今天，女性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男性。[58]但是，公民在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他挑选合格人选，及担任国家公职的能力，没有证据表明，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因素会影响上述能力的具备，因此，作上述因素的区分也就不能实现区分的目的。

[13]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下册--基本人权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这一观点也反映了比例原则在平等权案件中与在传统的自由权限制案件中的不同。

[61]参见陈盈雪：《高等教育领域之阶级优惠性差别待遇--以大学入学为中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页。同样，X是海员、Y是银行职员并不能阻止我们对X和Y的盗窃行为都进行惩罚。

[11]另有学者指出，判断差别正当性的基本原则是：是否符合作为宪法核心价值的人的尊严原则。比如2022年8月，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谋在回答记者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都作了哪些调整的问题时，就指出，有的教育资源已经相对均衡的省份取消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15]参见黄昭元：《平等权审查标准的选择问题：兼论比例原则在平等权审查上的适用可能》，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7卷）第4期，第270页。所以，目前认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要遵守平等，即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包含了法适用平等和法制定平等，后者也被称为法律的平等（Gleichheit des Gesetzes），即立法机关不得有偏好或者在立法中对人进行歧视。[52]可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也超过了男性。采取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有合理的联系等。

[42]但仔细比较温特的步骤与布里茨的步骤，尤其在均衡性上，两者仍然存在不同。于是法院开始转向，无论不同对待是针对人还是针对事，只要该不同对待影响了相关人受基本权利保护的自由的行使，就可以适用比例原则来审查，比如，对交易活动、职业病、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的不同对待也被视为对人的不同对待。

比如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是否可以按照种族来区分乘坐的车厢，关键在于这种区分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区分的目的是种族隔离，自然不能作这样的区分。而规范性文件之所以作某种区分，必然是基于某种区分目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同时，我们也看到，该条又在公民是否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作了年龄的区分。比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布里茨教授将法院的做法总结为四步：首先，审查区分是否存在正当的目的或者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的区分理由，比如，税法中不同课税标准到底是为了收入调节还是为了行为引导。